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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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行政的社会化，还是行政法的社会化，都并不是意味着行政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只能说明行政法吸收了部分社会化的因素，行政指导虽然带有协商色彩，却仍旧是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约束，而行政合同虽然体现了平等，但其实施前提仍旧是不与行政法相抵触，受到一定范围的局限。因此，这种完全适应社会化大趋势的法律必须由另一种法律来代替。
经济法便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能够完全的体现社会化的各种要求，并使之纯粹、极致。经济法重视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要求具体平等，通过对经济主体的部分财产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提倡社会正义，采取“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切都表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二． 经济法的法域性质
（一）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法律结构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始于罗马法。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公私法的分类是这样描述的：“[y23]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是私法。”然而他所指的公法主要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私法的研究则要相对丰富许多。到了17、18世纪，法国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大陆法系国家公法内容的变革，公法包括了宪法、行政法、刑法。公、私法的区分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y24]第一，私法具有所谓的自主性，即所谓私法的自治，是以意思的自由、合同的自由及经营的自由为核心。第二，私法理念往往支配公法性组织和制度，是公法从属于私法，即在警察国家中‘建立在法之上的国家’，往往作为财产权利主体接受私法的适应，在司法裁判的支配下，国家是作为服从于法的，受法支配的国家。”因此，近代法体系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对罗马法的新的发展，并且在19世纪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普通法系国家而言，这种划分所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英国向来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也有向培根这样的名人志士站出来主张这种划分。在美国更有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以公法和私法德发展分别论述美国的法律发展史。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问题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回避的方法，如史尚宽先生就认为：“[y25]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乎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探其究竟则要追溯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史阐述的“[y26]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 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y27]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应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上可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既然不存在私有制更不必谈公、私法的划分。然而这种逻辑前提是否能成立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解放思想，对实际经济生活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之后，终于在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公有制已经不是惟一的经济制度，我们不仅接纳了私有制，并且倡导其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对公私法的划分予以借鉴。首先，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公、私法的划分是普遍适用的，它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即使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简单的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和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排斥这种划分的理由。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不同性质的实体法予以调整。处理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不同，也影响到相关的程序法。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第三，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较为相近，具备对法律进行公、私法划分的基础，而且对这种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的借鉴，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产制度不断加以完善，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公法则是正确运用权力。两者是个人本位法与国家本位法的关系。公法对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予以规范，私法对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进行规范，各行其是，各尽其责，才能保证法治的完善。正如某些学者所说“[y28]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二）私法—社会法－公法三元法律结构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公法和私法在发展过程中迎合了社会化的某些需要，但由于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并不能完全社会化，因而无法充分满足社会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以社会为立足点，充分全面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出现了，它们主要涉及社会公共领域，“[y29]这些领域的问题都不是私人所能，所愿意解决的，而必须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政府来解决。在这些领域起作用的并不完全实市场自由放任法则，而还要贯彻政府干预。”一些学者将这部分社会立法称之为社会法。
社会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二元法律结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社会法与公法、私法并驾齐驱形成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而法律结构是在社会结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无法解释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法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法人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有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调控与干预作用连政府都不得不自叹不如。部分学者基于以上诸多问题提出了“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论，认为“[y30]1.人不仅仅是自利的‘经济人’，即‘市民’，而且，不仅仅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实现其尊严，参与团体，缔结团体契约，成为‘社会人’，即团体之一成员。2.所谓的团体社会，源自人们的二次‘社会契约’——按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家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政府）的组成，在于人们相互缔结契约，让渡部分权利之结果，这也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契约’基础。” “人们由于对第一次社会契约的不满，这种不满自然是产生了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产生了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团；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社团。这种让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并且是团体社会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三元结构论的前提是将公法和私法完全区别开并把“社会”作为新的法律的支撑，“[y31]这种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社会法在形成过程中对私法和公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区别公法与私法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其与社会法在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上的差别，而绝不是否定公法与私法之间出现的某些共通性的特点。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也正是其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一种趋势的表现，更体现了现代私法与公法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而不是完全对立性，因此，以承认私法与公法的本质性区别为前提的三元法律结构论并不否定私法与公法，市民社会与国家存在一定的相通性，也不是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
（三）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
经济法正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趋势下形成的，是能充分满足社会化需求的法，在“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中是属于社会法范畴的。
第一， 从主体上看。经济法主体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也不是纯粹的行政机构，而是既要克服由于存在信息不充足、自然垄断、垄断、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现象，又要防止政治国家一味介入市民社会导致的“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社会团体。在团体社会中，各社团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经济从宏观把握，防止两极分化，对国家既不俯首称臣也不骄横跋扈，而是起到一种监督提醒的作用。经济法将“民商法”下的“市民”还原为“消费者”、“中小投资者”；将抽象的“商人”还原为“中小企业”、“大企业”，按它们不同的社会角色，设置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 经济法体现的不是单纯的私人意志，也不是单纯的国家意志，而是社会公共意志。经济法弘扬实质正义与公平，是团体社会中每个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具体来说，经济法通过设置对中小企业、消费者等经济社会的弱势群体的最基本保障，限制了大企业、厂商等经济社会强势团体的不当行为，以保证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
第三， 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纯粹的私人利益，或建立在统治阶级意志基础上的国家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普遍的、公共性的利益。[y32]“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可见，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也不能直接理解为国家利益。虽然，私法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其对公民、法人的个别主体利益的保护是第一位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防止权利滥用。虽然公法也保护社会公共公共利益，但其本质上是为了体现国家利益，政府利益的。
第四， 从调整方法来看。公法一般是由命令、服从等强制性规范构成，私法则是崇尚自由平等的任意性规范构成。[y33]经济法规范反映出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团形成的过程及结果和既防止社团的官僚主义又促其自由竞争的机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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