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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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4］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迥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原有政治全能社会体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这严重地阻碍政治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消除。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1］（p147） 

　　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妥协思维。 

　　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固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等诸多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对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转变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应该看到，无论是从各层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讲，依附型依然是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现实政治系统运行方面讲，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录用制度和政治监督机制残缺造成的。 

　　前述市场培育出了独立自主民主意识观点，如果用于经济领域尚可，若说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则值得商榷。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格。独立的经济人格转化为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 

　　从影响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变化的短期因素来讲，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较市场经济更直接、更重要——尽管从长期看后者更具根本性。加之，在当前政治架构内，政治主体将这种独立政治人格纳入政治运行要冒较大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离政治较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结）等因素，这都使得独立的政治人格很难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以为对抗现存政权是独立政治人格的张扬，但他们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却是知识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 

　　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公仆”、随大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等意识仍广泛存在，某些官员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比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时期民众被动员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革命化、现代化了一样，“民告官”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本能反抗。 

　　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1］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 

　　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1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涉及根本政治原则，决不能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13］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当然，这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只是在中和务实式政治思维指导下，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具有全局性与指导性。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务实政治思维主要特征的生动表述。中和式务实政治思维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表现在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方面。 

　　二十年中，政治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时隐时现地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指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公有等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14］ 

　　在二十年始终不绝的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是其典型体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也加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二元式思维支配下，对立双方对各自目标的单线式固执地追求，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容易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而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和平演变”策略的可适用程度和建设性效应，是值得反思的。尽管当时有西方某些大国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这一史实作基本背景。 

　　五、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 

　　“文化大革命”以虚妄愚弄了历史，欺骗了人生，伤害了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国人的精神家园中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面积塌陷，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共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式曲解，重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力图消弥政治信仰危机，重建政治信仰。这对新时期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导控作用。 

　　但是，社会政治的整体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机不再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需要在对过去信仰伦理、价值理性的合理扬弃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实现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整合，创造出一种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新情境来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过程。但在现实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巨大冲击。 

　　所以，在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如果主导政治文化还是以过去革命年代的政治信仰来引导和教育公民，就会与公民在世俗化社会的那种希望社会公正、平等和自由追求财富与权利的意愿相冲突，从而引起人们对那套反复说了几十年的主流话语的反感和躲避。 

　　因此，无论是以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为基调的“红色经典”，还是以正面英雄人物的歌颂为基调的革命英雄主义，虽然在对历史的反复回顾中会有着众多的资源，但在世俗化转型中，如果其主题不能促进公民的科学、民主、法制和自由创造的政治精神，不能培育公民的工具理性精神，不能让公民个人在其中联想到自身对财富追求、对财产的支配的安全和自由，而总要仰视那些英雄，总要学习这样的英雄时刻准备为终极信仰献出一切，这是会令大多数公民心灵沮丧的。 

　　现实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政治信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大，尽管这一政治信仰在政治活动被反复强调和突出，人们接受起来也比较勉强，其号召力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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