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里叙述看见父亲的背影而非常感动，计有两回：一回在父亲去买橘子，爬上那边月台的时候；一回在父亲下车走去，混入来往的人群里头的时候。前一回把父亲的背影仔细描写：他身上穿什么衣服，他怎样走到铁道边，穿过铁道，爬上那边月台，都依照当时眼见的写出来。在眼见这个背影的当儿，作者一定想到父亲不肯让自己去买橘子，仍旧是把自己当小孩看待，这和以前的不放心让茶房送，定要他亲自来送，以及他的忙着照看行李，和脚夫讲价钱，嘱托车上的茶房好好照应他的儿子等等行为是一贯的，中间含蓄一股爱惜儿子的深情。作者又一定想到父亲为着爱惜儿子，情愿在铁道两边爬上爬下，做一种几乎不能胜任的工作，这真是除了永远感激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事情。以上这些意思当然可以写在文章里头，但是不写也一样，读者看了前面的叙述以及对于背影的描写，已经能够领会到这些意思了。说话要没有多余的话，作文要没有多余的文句。既然读者自能领会到，那么明白写下反而是多余的了，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自己流泪完事。后一回提到父亲的背影并不描写，只说“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这一个消失在人群里头的背影是爱惜他的儿子无微不至的，是叮咛再三舍不得和他的儿子分别的。但是现在不得不“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去了，做儿子的想到这里自然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绪，也说不清是悲酸还是惆怅。和前面所说的理由相同，这些意思也是读者能够领会到的，所以作者不写，只写了“我的眼泪又来了”完事。
到这里，全篇的主旨可以明白了。读一篇文章，如果不明白它的主旨，而只知道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那就等于白读。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把父亲的背影作为叙述的主脑，从其间传出父亲爱惜儿子的一股深情。
文章里记载父亲的话只有四处，都非常简单。并不是在分别的那一天，父亲只说了这几句简单的话，只因这几句简单的话都是深情的流露，所以作者特地记载下来。在作者再三劝父亲不必亲自送去的当儿，父亲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在到了车上，作者请父亲回去的当儿，父亲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在买来了橘子将要下车的当儿，父亲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在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的当儿，父亲说：“进去吧，里边没人。”这里头含蓄着多少怜惜、体贴、依依不舍的意思，谁都辨别得出。我们读到这几句话，不但感到了这些意思，还仿佛听见了那位父亲当时的声音。
其次要说到叙述动作的地方。叙述一个人的动作当然先得看清楚他的动作。如不看清楚，凭什么来叙述呢？既然看清楚了，还得选用最适当的话写出来，这才能使读者读了之后，宛如看见了这些动作。这篇里叙述父亲去买橘子，从走过去到回到车上来，动作很繁复。作者所选用的话都很适当，排列又有条理，使我们在宛如看见了这些动作以外，还觉得那位父亲真做了一番艰难而愉快的工作。还有，所有叙述动作的地方都是实写，惟有附加在“扑扑衣上的泥土”以下的“心里很轻松似的”一语，是作者眼光里看出来的，是虚写。这一语很有关系，把上面的“扑扑衣上的泥土”的动作，衬托得非常生动，而且把父亲情愿去做这一番艰难工作的心情完全点明白了。
有几处地方是作者说明自己的意思的：在叙述父亲要亲自去送的当儿，就说自己“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了；在叙述父亲和脚夫讲价钱的当儿，就说自己“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在叙述父亲郑重叮嘱车上茶房的当儿，就说自己“心里暗笑他的迂”。这些都有衬托的作用，可以见到父亲始终把作者看做一个还得保护的孩子，所以随时随地给他周妥地照顾着。至于“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那时真是太聪明了”，那是事后省悟过来的时候作者责备自己的意思。“聪明过分”，“太聪明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一点也不聪明”。为什么一点也不聪明？因为当时只知道批评父亲的行为而不能够体贴父亲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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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章例话》）
二、朱自清的“平常心”
《背影》之闻名，其实在平常。也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只就是平常，恰如棉布之于绫罗绸葛，柴扉炊烟之于钟鸣鼎食，自然抹去了“为文造情”多有的刻意造作之痕。按说，这样的取材细微、速写简易，最难见奥妙，但作者无意雕琢经营自己的感受，就让它吐露又何妨!有几分悲凉寥落，有几分温暖惆怅，像是有什么，又像是没有什么“父亲蹒跚远去了”，在父与子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一切很简单又很复杂地凝聚着“天涯沦落共此间”的感情，原是人人皆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朦胧的启示也许就在这里自然和灵魂在其中启示了自身。启示什么并不须指点，它的召唤力正在于永远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
在50年代，关于《背影》曾发生过是否宣扬小资产阶级感情以及应否再把它选入教材的讨论。恐怕后来连这样的讨论也不需要了。然而即令在“无情”的时代气氛里，仍有不少人悄悄留连于这种寓温润于朴素的文字，好像在沙漠中邂逅绿泽、水泉。许多人，包括隔代陌生的人，或许也在性情上响应过朱自清，无缘耳提面命，多在亲切的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平常”沟通着人世间疏离的感情。
非常之文，非常之事，世上有，但多不在强求，强求易燥，燥则易折。《论语》上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常抱非常之情意，狷者多守持平常心，差不多是这意思。在孔夫子看，狂狷是要互补着才好。朱自清算不上强者，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理想的不能圆满、注定了低调的人生，只能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这倒也落得难在身后有一本不平淡的传记，或者说正像他的文章、生业都缺少非常的主题材料。然而平常之于他，未始不难。所以好多年，他常在寂寞困愁里，一首《盛年自怀》写着：“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
（节自《读书》1989年第11期，舒禾《尚在旅途》）
三、《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背影〉琐谈》 （刘彬荣 林珠）
朱自清的《背影》是平中见奇、朴中见巧的散文艺术精品。它的篇幅不过1500字，写的是父亲送儿子上火车、给儿子买水果这样普通的事情，用的是平常的字眼，但是，读着它，你不能不被它所表现的那种父亲对儿子至亲至爱的感情所深深打动。它为什么能这样感人？它那催人泪下的力量从何而来？就来自作品感情的诚挚真切，来自它那既精雕细刻而又返璞归真的艺术功力。本文拟就这方面作点具体说明。考虑到有关介绍《背影》的文章已经不少，这里没有必要再作系统分析，所以就来个“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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