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反哺农业是区农业的必由之路

一、工业反哺农业的提出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为奋力实现工业化，农民提供低价粮食、原材料等，让城里人把建设先搞起来，1950年－1978年，通过城乡剪刀差农村为城市大约供应5100亿元；1979年－1994年，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供应约15000亿元，通过农村税费制度供应约12986亿元，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农民哺育了城市。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人均gdp已经超过1100美元，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家财政总收入每四年增加接近一倍，现已达到 2.6万 亿元，而农业对财政的贡献为300亿，只占国家财政的1%左右；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低到了37％，进入了中等发达程度的阶段；城镇人口比重达到了40％以上，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到15％。
        我国农业为初期工业发展输出了巨额的原始资本，农业的比较利益低下，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使得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经济潜力几乎挖尽，农业资源已经养育不了农民自已。尽管20**年我们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种好形势与农产品的价格、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风调雨顺等因素和各方面措施有关。但这些因素有些是不可持续的，譬如粮食价格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再往高走了，全部把农业税做了减免，农业税的减免的增收也不会有太大的空间。“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保持农村发展好势头的任务非常艰巨”。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成长过程中，工农关系大致要经历以农养工的工业原始积累阶段；农业、工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农工自养阶段和工业积累支援农业的反哺农业的工业成熟阶段。 中国的两位近邻日本和韩国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56年实现了工农自养，60年代转入以工哺农，当时的人均gdp为800美元左右。韩国1962年处于以农养工阶段，1974年转为工农自养阶段，不久便进入以工哺农阶段，当时的人均gdp也是800美元左右。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达到700-1500美元以后就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而我国现在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且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财力和条件。
        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会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发展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0**年《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若于政策规定意见》的“一号文件”,在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农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问题，这反映出我国在农业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的重大变化，即从在农业中提取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 
       二、工业反哺农业的途径
        工业反哺农业，是相对于过去的“农业哺育工业”而言的。这里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历史性的概括性的概念，工业泛指非农业部门和城市，农业则涵盖着“三农”的方方面面。工业反哺农业要通过以下几方面的途径实现。
        （一）财政对农业持续、全方位的支持。主要在农业方面的税费减免和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的投入及对农业的补贴。工业的财政贡率的全国平均水平约是76%，每1亿元的工业gdp的税收是1200万元，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业，财政的支持就体现了工业的支持。20**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安排的支农资金在3500亿元以上，国债资金也有376亿投向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占国债资金总额的1/3。20**年"两减"和"三补"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粮食直补、良种、农机补贴，比去年约增加10%，补贴的方式也会进一步完善。在三项补贴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奶牛良种繁育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原材料补贴、水利试点补贴等，加上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增加，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增加，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投入，对农民技术培训的投入，目前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有10项左右。从20**年起，国家每年安排150亿人民币对地方“三奖一补”用三年的时间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并明确规定财政对文化教育卫生等支出的新增部分的70%以上用于农村。要求政策性金融要加大支农力度，加大对农业资金的支持，包括对农业农村金融的中长期贷款。国家随着国力的增强，财政越来越多地向农业倾斜，这些都体现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也正实践着工业反哺农业。
      （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要用工业的理念抓农业，跳出农业抓农业。大力培育龙头企业是改变农业弱势地位，巩固农业基础，带动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也是用工业化促进农业化的最好结合。农业关联度强的加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在现有劳动生产率水平下，每增加1亿元的gdp可增加约2000个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产业化以营，使农业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第一车间”，以此取得“龙头”企业对农业在销售、资金、技术各方面的支持，使农产品生产向集约化、规模化迈进，并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进入稳定、有效的大市场中，有效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可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使农业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以临河为例，在目前的农产品市场条件下，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可新增gdp 1.5亿元，增值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可新增gdp 1.2亿元。
        （三）转移农村劳动力。农民问题要靠减少农民来解决，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让从事农业的人占有更多的农业资源。2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水平为4754元，务工收入占51%；临河农民人均纯入为3905元，，其中劳务收入133.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3.4%，说明了潜力很大。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短期内，要抓好劳务输出，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关键是搞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尽快提高其脱贫致富的能力，努力使每个农村劳动力都能掌握一定的先进技术和一到两门实用致富技术，提高就业能力和致富本领，实现劳动力输出由苦力型向技能型、零散型向集团型转变，打响劳务输出特色品牌；着眼于长远，要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搞好城镇化建设，为转移农村人口创造先决条件。
        三、 临河区如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临河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和全国一样，1979年以前,第一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50%以上,农业的财政贡献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直到20**年农村税费改革时,第一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仍为30%,农业的财政贡献率仍有四分之一。即使现在，临河区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约为82%，这些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原料有60%直接来自本地农业。可以说，农业一直以来哺育着临河工业，支撑着临河的经济。
       然而近年来，临河的农业陷入了困境，靠农业养育农民越来越成为严重问题，首先，农业的基础薄弱，多少年来掠夺式的经营 ，农田地力难以恢复，加之黄河水情不稳，农业生产潜力非常有限；临河财政困难，农民收入低微，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落后；龙头企业的带动力弱，农民收入仅仅依赖性于农业初级产品市场；产业链短，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低，创造的价值少。1996年开始直到20**年，临河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平均递增仅为4%；20**年临河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55%，比上年增长18%，这是近年来增长最高的一年，最主要是得益于政策因素。
       同时，临河区的城市经济仍很薄弱，工业也没能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地方财政还没有支持农业的能力。20**年临河区区内生产总值是59.2亿元，人均gdp为1380美元；全部工业总值为12.3亿元，占gdp的21%，工业的财政贡献率仅为26.9%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为2.74亿元，仅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吃饭”财政；农业人口比重近5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仍接27％；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规模小，企业与基地间缺乏有效的联结机制，产品精度和深度不够，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为45%，加工增值率不足20%。
        临河区农业已经到亟待“哺育”的时候，而工业的“反哺”能力还没有具备较强的能力，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形势之下，我们必需面对这一现实，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扬长避短，创造条件，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临河特色的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带动农村繁荣，带动农民增收的路子。
        (一)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提高农业综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有大量的农业投入，临河现有的资金力量对农业的投入极为有限，必须抓住国家对农业投资倾斜的机会，把握一系列支农、补农政策，积极争取投资项目，管好用好项目资金，最大地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重点投向农牧业良种建设、科技建设、土壤肥力建设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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