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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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刺激了政治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上个世纪后期，一场以民主化为标志的改革运动引导了政治全球化。在这场以制度化为主要内容和标志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文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它必将在本世纪引发一场民主文化的创新。在已经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由于西方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主导地位，在事实上形成了以西方政治文化为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这场社会化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活动场所，以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为主特征，以普世主义为理论指导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但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对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非西方国家应该勇敢地面对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态势，立足于在政治文化的互动交流与融合中寻求文化创新之道。一种新的以多元文化为特征，以国际集体主义、民主、平等、宽容为价值取向的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可能会在新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大放异彩。本文在提出了“国际政治文化”和“国际政治社会化”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以上过程做了粗浅的分析，以期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全球化问题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持续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热潮有增无减。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统计，自1994年起，仅在题目中出现“全球化”字眼的文章就有1800多篇，关注全球化的中文网页估计至少在25万以上[①]。然而，这些内容更多地限于经济学范围的考量，在政治学界，这一思索的头绪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以维普数据库为例，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多达2384篇，而加上“政治”一词的二次搜索则仅有16篇。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全球化讳莫如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幻想阳光，演绎着现代版掩耳盗铃的传说。殊不知，在潮流涌动的国际社会，一场泥沙俱下的文化之争正在拉开帷幕，并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走上前台。本文拟以民主化和民主文化为例对国际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及其模式。 

　　一、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就在1974年，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冲击。[②] 

　　这一次民主化浪潮是以西方式的民主来加以衡量的。学者们在探讨这一事件时对民主概念进行了低调处理，倾向于将选举制度的建立作为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取胜的标志，将“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③]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将竞争和参与视为民主化的两个维度，[④]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同经济市场化相媲美的政治民主化之翼。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花了十小时。[⑥]民主化国家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速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地，人们开始对这种“骤然出现”的民主提出置疑。法国学者居伊·埃尔梅指出了所有关心这次浪潮的学者都在关注的两个问题，即这种新的民主体制的长期可维持性以及扎根的可能性。[⑦] 

　　西方民主的源头在古代希腊，但雅典式的民主被现代人视为笑柄。随着西方政治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理想化取向被逐渐磨蚀，雅典民主的精神经过古罗马时代的“基因重组”传给现代西方的。经历了长时间的“接力”与“组合”，西方社会才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杂交优势”。即使这样，作为民主最重要权衡的普选权，其实现在英国用了近两个世纪，美国也并不比英国短。 

　　自由民主的来之不易使西方学者在审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喜忧参半。享廷顿在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时问道：“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之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20年时间才形成相对的认同呢？”[⑧] 

　　事实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突飞猛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剥离了价值层面的认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民主化的巩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即“巩固的民主”，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和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⑨]对民主化退而求其次的态度表明了西方国家对民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同时也厘清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进程，即民主制度化的进程和民主文化的嬗变。 

　　我们看到，作为政治全球化标志的民主化还只是停留于表面，对民主文化的认同，也即政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是民主最终得以巩固的标志。政治全球化进程的重点已经开始从民主制度的全球化上移开，进入了一个更为扑朔迷离、深浅莫测的领域—民主文化的全球化。其焦点将专注于政治文化跨平台的交流与融合。那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迅速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将面临着文化创新的任务。它将最终决定民主制度的稳固与持久。 

　　当民主化的制度性扩张接近尾声时，真正的政治全球化才刚刚开始，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将是政治全球化的下一个焦点。一场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将会随之展开，尽管其结果可能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不断伸展开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回旋的空间，等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争夺“冠名权”。[⑩] 
　　
　　将制度与文化分离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政治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特色，它反映了“第三波”式的民主认识路线[11]。且不说托克维尔对美国式自由的误读，单从那位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民主理论家熊彼特被抬出来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民主化的理论家们试图从一些经典理论中得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对现象解释，但最终结果是连自己都一头雾水：制度之外被弱化的政治文化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对现象的解释又为新的现象所推翻。在错综复杂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面前，民主化的研究陷入窘境，缺乏预见性。[12] 

　　美国著名的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战争之神》一书的结尾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日本老人在向麦克阿瑟政权表示敬意的同时对天皇顶礼膜拜。这生动的写照了在美国占领下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人们政治价值的转变。美国的烙印尽管鲜明，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又是如此充溢，雕琢着政治文化躯体上的每一个细节。 

　　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果让那些西方的政治理论家们欢呼，但庆功的宴席上却并不全是欢声笑语。如果以这里提到的民主概念[13]来考量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俄国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时，它们确实可以称作民主国家，但是，它们的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差距却也不容忽视。戴尔蒙德不得不承认， 

　　“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14]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方面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享廷顿也得出结论认为，“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15]如果将该句前后加以调换后形成的命题“民主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自由化”就成为西方民主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关键性命题。理论的审视正像扎卡利亚认为的那样，“宪政自由主义从理论上与民主不同，从历史上与民主有别”[16]由于西方世界的特殊历史发展过程，自由与民主这两条线索，在西方政治结构中是相互交织的。当这种政治结构继续向外伸展，而试图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体时，西方学者不无失望地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分道扬镳了。民主繁荣了，宪政自由主义并未昌盛。”[17] 

　　事实上，西方所谓的“自由国家”在“民主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增加，而是减少。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些实行了民主制的国家均接受了自由。[18]更为糟糕的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停止不增，在质量上却急剧恶化。让人担心的是“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19] 

　　出于西方立场的这种担心正在为另一种努力所替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丰富多彩的民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像“东亚式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等地域性的民主模式，而在理论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一些新的模式作为民主化过程的产物也得到了人们认同。[20]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互动正在形成，文化将在综合的全球化进程展开相互影响的步子。正像英国学者科恩和肯尼迪在其新作《国际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之布的最终成形就是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和文化—几乎同时聚集在一起，相互强化并不断扩大对他人影响的过程。”[21] 

　　在政治文化领域，这种互动影响将会造成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国际政治文化[22]。政治文化这一用来分析一国国内政治体系的方法将用来分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文化内涵。国际政治文化是在国际社会中某一特定时期流行的国际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的统一体。它为政治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价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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