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寅诗词风格的多样性及其体现的矛盾思想
胡颖英（北京西三环北路25号中文系100089）
内容提要：明代文人唐寅一生坎坷，仕途，生活，爱情都不尽如意。但其诗词浅近畅达，藻思丽逸，翩翩有奇气的主题格调，曾光照一代文坛。一生多变的经历，又造就了唐寅诗词风格的多样性特征，而这种多样性正是唐寅复杂矛盾思想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唐寅 诗词风格 多样性 矛盾思想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其个性，人生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也必然地会受到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主流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刘勰曾指出，风格是“情性所烁，陶然所凝”。[1][i]俄国作家契诃夫也说过“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2]明代文人唐寅一生仕途坎坷，生活不济，爱情多舛。一方面，由于从小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唐寅头脑中深深留下了科场举业，光宗耀祖的思想烙印；另一方面，唐寅又自命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3]充分展示出其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权贵鄙视的狂妄性格。这种深刻的矛盾思想贯穿于唐寅的整个一生，而反映在诗词风格上则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特征。本文就将通过对唐寅诗词风格多样性的论述来窥视唐寅矛盾的人生哲学。
一唐寅其人及其主要经历
对于唐寅的生平，《明史》有如下记载：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士于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筑室桃花坞，与客日般饮其中，年五十二卒。”[4]
《明史》简单概括了唐寅的一生，但并不完整。唐寅，自号六如居士，别号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出生于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阊门内皋桥吴趋里一个小的商业家庭。由于唐寅自小“性绝颖，数岁能文”[5]，“其夫广德”[6]为了改变家庭低下的社会地位，“致举业师教之”[7]。入学后唐寅尤为勤奋，以致“幼读书不识门外街陌”[8]。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南京乡试第一[9]，得到梁储等人的赏识，被誉为“风流文采，照耀江左”[10]。第二年，唐引进京会试，因牵涉程敏政舞弊案[11]，而株连入狱，贬为浙江吏。唐寅因此仕途受阻，内心不甘寂寞，怀才不遇的愤怒使其极力逃避现实的无奈，加上唐寅原配徐氏，弃他而去[12]，唐寅也进入了一生最自由阶段。三十二岁时，唐寅出游江淮各大名山大川，历经数载，为其诗画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使其更加感到人于自然的渺小，生命的无常。回到吴县，修筑桃花庵，饮酒作画，及时行乐。但“黄花无主为谁容？冷落疏篱曲径中。”[13]唐寅仍旧无法忘却眼前的社会现实，“眼前多少不平事，愿于将军借宝刀。”[14]伸张正义的豪情与难言的处境使其始终无法摆脱精神的困境。再由于生活的日趋窘迫，唐寅的晚年可以说是在苟且于自嘲中度过的。
纵观唐寅一生，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他想考取功名，举家扬名，可官场的黑暗却使他望尘莫及；他又想逃避尘世，追求自由，但现实的残酷亦使其徒然。这种沧桑的境遇，见诸于笔端，则表现出多样的风格特征。
二唐寅诗词多样性的表现类型
王国维说过：“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叙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15]唐寅诗词，写景则白描淡化，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写景则“往复幽咽，动摇人心”[16]，这是他诗词的总体特征，但一个作家的风格是随着人生阶段的不断变化而改变的。我认为，唐寅的诗词风格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深沉伤感型
唐寅一生不得志，怀才不遇而甚感人生凄凉。因此，在其作品中有不少伤感青春易逝，人生易老的怆凉之作，加上唐寅不甘沉寂却有“去老萧萧空何奈”的现实，使其诗作益发萧瑟。例如《和沈石田落花诗》其一：
杏瓣桃丝扫作堆，青春白发感衰颓。
蛤蜊上市惊心味，鶗鴃催人再洗杯。
忍唱骊歌送春去，悔将羯鼓彻明催。
烂开赚我平添老，知道来年可烂开？
此诗写于诗人五十一岁时，作品第一句一个“堆”字既写出庭院落花之多，又写出主人对花的怜惜。作者通过惜花想到怜人，花落春去，人添老，花将复开，可怜人难再，由花及人，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又如唐寅的另外一首七言律诗《漫兴》：
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朗。
内院歌舞黄金尽，南国飘零白发长。
髀里肉生悲老大，斗间星暗误文章。
不才剩得腰堪把，病对绯桃捡药方。
这首诗亦是唐寅晚年之作，作者感叹人生如梦，坎坷飘零，最终落得“不才剩得腰堪把，病对桃花捡药方”的悲惨下场，读者无心不酸。真是“满榻乱书尘漠漠，数声羌笛月苍苍，”一生读书为仕，却无功无禄，满目疮痍。“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7]，“诗缘情而绮靡”[18]唐寅以笔为笔，以诗为画，描绘心中无限苦楚与悲凉之情。
www.jiaoshi66.com 〈二〉飘逸豪放型
袁帙在《唐伯虎全集序》中说：“（唐寅诗）藻思逦迤，翩翩有奇气”[19]。真是说得恰到好处，唐寅诗词最大特色就是清浅流畅，飘逸更兼一点豪放。这是诗人精神的集中体现，虽然现实有点残酷，命运也不尽如人意，但诗人超凡脱俗的高洁品格却始终未变。举《把酒对月歌》为例：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
李白如今已仙去，约在青天几圆缺。
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时。
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
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楼。
通读全诗，流畅旷达，诗中反复出现“李白”的字样，诗人有意和他比较，表现出对酒当月的豪情和不慕权贵，与世无争的豁达，其中“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一句，尽显“江南风流第一才子”的傲气。与此诗同时问世还有另外一首至今广为流传的《桃花庵歌》，更加展示唐寅飘逸，豪放的一面：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间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此诗堪称千古绝唱，语言浅畅，韵致翩跹，飘飘然有仙气。一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20]的桀骜不驯的清高气节，与晋代陶潜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以酒为友，以花为伴，力求达到精神上解脱，但抽刀断水水更流，流过千古留下多少愁！醉梦归醒，现实依旧残酷，用逃避来自我陶醉，只能更加暴露其内心的痛苦。“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法国文学家布封提出“风格即人”的观点[21]，我非常赞同。唐寅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无论深沉感伤，还是飘逸豪放，都是其思想外在反映。而诗人到了晚年，受到世人批评的是其消极的处事态度，这种思想在诗词风格上也是有体现的。
〈三〉消极劝世型
“消极劝世”型并不是指其语言形式上的风格，而是指此类诗词所体现出的思想感情。唐寅的此类诗词在语言上依旧表现出“流笔云烟，不加点缀”[22]，清浅流畅，如叙家常的特点，王世贞讥其为“如乞儿唱莲花落”[23]，张仲谋也批评说：“唐寅与词不堪措意，亦不足名家”[24]，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造成唐寅诗词中产生消极思想的原因来自社会为主的多个方面（我将在下一节具体阐述其原因），何况诗人寄意于内，无不是其思想的真实反映。如《叹世》一首：
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
有伸脚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
地宅方圆人不在，儿孙长大我难留。
皇天老早安排定，不用忧煎不用愁。
诗人回首人生，感慨万千，基于现实的无奈，提出自己对命运的看法，以示后人，并非诗人不想努力，不想有所为，但诗人与强大的社会制度相比较，其奋斗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理解唐寅的消极思想，要更多地从社会时代背景出发，而不要用不同时代人的观点来吹毛求疵，于社会是消极的逃避，但于个人来说却是无奈的选择。
马克思十分强调文学风格的“精神个人”的本质特征，认为去“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是作家的权利[25]。唐寅诗词无论是写景，咏物，题画，怀古，还是悼亡，忆旧，送友，抒怀，其“慷慨激烈，悲歌风雅，眼底事情，腔中心事”尽皆表达。唐寅以其多样的风格，浅畅的笔调，悦性取乐，抒情愤世，成为一代文豪。
三唐寅诗词多样性风格与其思想的关系
西汉杨雄在《法言》中提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26]意思是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低，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封“风格即人”的观点，“风格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或内核。”[27]唐寅诗词风格表现出来的多样性就和他的思想有着极大的联系。
一方面，唐寅的矛盾思想是其诗词风格呈现出多样性的思想基础。在唐寅的思想深处，既有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也有个人被压抑的牢骚；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幻想与追求，又有对未来生活的茫然与绝望。复杂的思想情感，就是其诗词深沉感伤，怆凉悲凄，飘逸豪放等不同风格的思想来源。以其劝世诗词为例，他的思想来源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
1.愤世的思想。人生的无常，生命的脆弱，现实的黑暗，诗人却无可奈何，愤世思想就转化为借酒浇愁，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但这主要还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人物悲剧。与其个人来说，这是在当时社会下的文人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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